梁武帝与道教

在常州万绥的“齐梁故里”，有一处名胜古迹，名曰“东岳行宫”，又称“万岁宫”，供奉道教大神东岳大帝。这个道教宫观，初创者便是1500年前南梁的开国皇帝梁武帝萧衍。

萧衍是以武功文治创立赫赫帝业的有为之君，又是百科全书式的“诗人皇帝”，还是一个虔诚得近乎痴迷的宗教信徒和有神论者。他一生的学术思想，正如他的《会三教诗》所说，“少时学周孔，弱冠穷六经；中复观道书，有名与无名；晚年开释卷，犹月映众星”，由儒而道而佛，经历几次信仰的转变，进而形成了“三教同源”、“三教圆融”的学说，对后代学术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。

萧衍诞生在道教流行的时代，当时的帝王士大夫普遍信仰道教，其家族也世奉天师道。公元464年他出生时，信奉道教的父亲萧承之为儿子取的乳名叫“炼儿”，暗寓道家修炼成“正果”之义。在“内儒外道”的玄学盛行、清谈好辩的文化背景和家学熏陶下，萧衍弱年先受道法，耽事老子庄子，尊老子的《道德经》为“道德真经”、庄子的著作为“南华真经”，自著《老子讲疏》、《周易讲疏》等多种道书。萧衍任南齐相国、受封梁王时，因信奉道教，洞达玄理，精通阴阳星相之学，与句曲山（茅山）乾元观上清派著名道士陶弘景私交很深，过从甚密。椐南史记载，萧衍入金陵后，欲禅代萧齐，陶弘景得到消息，密造歌谣“水丑木为‘梁’字”，说“梁”字是“应运祥符”，暗示“梁将代齐”，并假造图谶，多处呈现“梁”字，令弟子进献。后萧衍出兵夺权，行军至新林，陶弘景即派徒弟戴猛之假道输忠，并为萧衍选定郊禅的吉日，拥戴萧衍灭齐称帝。萧衍登基后，多次派使者礼聘陶弘景入朝辅政，皆不应召，问他为什么执意要隐居茅山。陶弘景以一诗一画作答。其诗曰：“山中何所有，岭上多白云。只有自怡悦，不堪持寄君。”其画为二牛：一牛散放于水草之间，另一牛被人用绳子牵着，用鞭子赶着。梁武帝会意，知难移其志，不再征召，但其后国家每有吉凶征讨大事，无不前往茅山咨询商讨，时人称陶弘景为“山中宰相”。

天监三年，道教在多次与佛教争论中败北，梁武帝于佛陀诞生日制发《舍道事佛文》，发愿放弃道教信仰，改事佛教，归依释门正觉。但此后他仍采取宽松开明的宗教政策，对反佛的无神论者范缜照旧留用序官，对道教则优渥有加，并专设“道正”管理道教事务，每逢道家吉日，躬往礼拜，常为臣下宣讲《老》、《庄》和《周易》三玄；对陶弘景更是“恩礼愈笃，书问不绝，冠盖相望”，赐给黄金、雄黄、朱砂等，服食他炼制的“长生不老之药”，委托他造年历，还把昭明太子送上茅山，拜师就读。陶弘景因梁武帝的黄金资助，得以综合各派道教理论，写成《真诰》、《登真隐诀》、《养性延命录》、《真灵位业图》等200余卷道经，提出儒道释三教调和说，成为南朝道教改革的集大成者，深受萧衍敬重。大同三年（公元536年），陶弘景羽化，梁武帝诏追中散大夫，谥贞白先生，并派遣中书舍人主持安葬于雷平山。

在梁武帝当政的48年中，不仅兴建了2800多所佛寺（单帝京建康就建有500寺，即所谓“南朝四百八十寺，多少楼台烟雨中。”），也兴建了不少道观，江西奉新县的昭德观、安徽安庆的白鹤观、湖北咸宁的太乙洞、梁山紫皇观等道教名胜都始建于这一时期。公元547年到549年，梁武帝改年号为“太清”，显然是纪念道教的先天真圣、居于大赤天太清境的道德天尊太上老君的。萧衍一生留下乐府诗歌100余首，包括一些道家的游仙诗，其中一首云：“水华究灵奥，阳精测神秘。具闻上仙诀，留丹未肯饵。潜名游柱史，隐迹居郎位。委屈凤台日，分别柏寝事。萧史暂徘徊，待我升龙辔。”诗意既慕仙，又恋世，表现一个享有人间荣华富贵的帝王虽向往超凡脱俗、成就仙风道骨，却又贪恋着尘世的权位欢乐的矛盾心情。他的另一首近似长短句词的《爱莲曲》（“游戏五湖采莲归，花发田叶芳袭衣。为君艳歌世所稀。世所稀，有如玉，江南弄，采莲曲。”），在描写采莲艳歌的美妙情境中，也隐约地寄托着芳雅圣洁、守身如玉的道理禅意。

由于深受道、佛影响，有感于社会和人生的争斗和危机，梁武帝苦苦探寻更适合维护自己政治利益的思想工具，中年以后成为千古罕见的“菩萨皇帝”。他天监十一年作《净业赋》，在佛前宣读，表明“内净其心、外净其行”的道心佛愿：不啖鱼肉，不与嫔妃同处。他亲撰《断酒肉文》，宣誓断食酒肉，禁绝房室，清心寡欲，艰苦朴素，豆羹粝饭，日中一餐，布衣布被，草履葛巾，一冠三载，一被二年，30 多年独居不近女人，寝宫除一张床外，别无装饰摆设，日理万机，废寝忘食，“犹卷不释手，燃烛侧光，常至戌夜”，以至“腰围瘦了两尺”，俨然苦行头陀。毛泽东说“萧衍善摄生”，指的就是这一情形。汉代僧人的戒律是允许吃“三净肉”的，即“眼不见杀、耳不闻杀、不为我所杀”之肉，梁武帝三令五申并以身作则地不吃酒肉荤腥，从此形成了佛徒素斋文化的新戒规，一直延续至今。

梁武帝后期在崇释佞佛、几乎把佛教推到国教地位的同时，并没有排斥或罢黜道和儒，而是采取了比较开明的兼容政策，在一些庙观中建造“三老殿”，同时供奉孔子、老子、如来，进而提出了“三教同源”的新理念，认为道和儒都起源于佛教，孔子、老子都是释迦牟尼的学生，佛教就像太阳，居于中心，地位至高，道和儒是拱卫太阳这个中心的众星。梁武帝之所以沉迷宗教、把自己塑造成“菩萨皇帝”和“色戒皇帝”，其深刻的心理动机并不仅仅是尊道崇佛，更是他精心谋划的治国牧民、巩固政权的策略。他看到了儒、道、释之间的异同长短，试图加以协调磨合，把儒家的“涉世”之“礼”，道家的“忘世”之“无”，佛家的“出世”之“禅”融会起来，使之相互吸纳和补充，为现实的政治所用。梁武帝在宗教方面褒贬同在、功罪并存，86岁时饿死于侯景之乱，既没有登仙，又没有成佛。不过，他“建国君民，立教为本”和“三教同源”、“三教并行”的理论和实践，虽然未能保证梁朝政权的长治久安，却为外来佛教本土化、以及后代“三叫合流”、“三教合一”奠定了理论基础。